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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特别强调，眼下对香港至关重要的是停止暴力，以免香港的长远声誉受到永久损害。在9月份的一份声明中，香港美国商会对美国国会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可能对香港特殊地位及美国在港利益的影响表示“保留意见”。声明表示，香港美国商会担心，涉港法案中提及的出口管制、经济制裁等措施可能对美国企业造成“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

在亚太市场方面，日经平均指数大幅下跌，盘中一度跌破2万点，是自2019年1月7日以来首次，跌幅超过1200点。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全球扩大隐忧，日元汇率一度升值至1美元兑101日元，对日本企业业绩的担忧正在加剧。彭博社指出，就人气的转变而言，几乎没有哪个时期能够比得上当今的美国股市。随着每一次转折，史上最长的牛市就朝着终点又靠近一分。三周前，投资者还在加倍押注涨势会长久持续下去，而如今，他们却在被迫以罕见的力度平仓。美国股市陷入史上最快的回调，除非抛售步伐放慢，否则就真有可能以史上最快的速度从历史高点落入熊市。

华海药业发布澄清公告，近期有网络自媒体就公司关于缬沙坦原料药的未知杂质中发现极微量基因毒性杂质的事情进行不实报道。公司缬沙坦事件是公司主动发现后，主动告知了客户及相关监管机构。在公司发现亚硝基二甲胺（NDMA）杂质时，各国监管部门尚未对该杂质制定可接受控制限度的行业标准，同时公司是在符合法规标准的前提下合规生产。本着对公众健康负责的态度，公司主动召回相关产品。

从金融发挥融资主渠道、实施“拨改贷”和“银行统管流动资金”后，银行贷款替代财政资金，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国家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强国有企业预算约束，通过还本付息强化企业算账意识，抑制投资冲动。但原来期冀的改变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拨款“软约束”并没有如愿实现，国有银行无力实现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硬约束”，相反成了国家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双重软约束”。财政提供资金的压力最终变成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压力和资产质量压力。20世纪 90年代，国有企业加速转型，外部经济环境急剧变化。虽然《商业银行法》颁布后，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性质第一次得到了法律上的确立，但是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有银行仍然无法摆脱政府行政性配置资金的体制惯性。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深入，银行承接了大量转制成本，积淀、演变并最终体现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加上商业银行内控管理和信用文化的严重缺陷，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袱日益沉重。据统计，到 1996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 20.4%，其中预期贷款占 11.4%，呆滞贷款占 7.7%，呆账贷款占 1.3%。五年间不良贷款增加了近 4倍。当时还没有采用严格标准的国际会计准则，实际的不良贷款数额更高。

在改革方案酝酿过程中，也有人提出国有银行自身逐步消化不良资产和损失，估计消化周期需 10年甚至 20年，这与改革所处环境和改革目的不适应。有人提出再用 1999年和 2000年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债以剥离不良贷款的方法，但涉及巨额特别国债的发行，要列入财政预算、扩大财政赤字，可能性不大。巨大的改制成本使首套方案最终搁浅。

对于中资银行来说，外部环境条件已经具备，从“内功”来看，我国金融科技生态在发展速度、行业规模等方面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力，金融科技的普及率居于世界前列，甚至超越了诸多国际成熟市场，助力中资银行实现“弯道超车”。以第三方支付为例，尤其是移动支付，近年来发展速度迅猛，在全球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